據(jù)查，胡同一詞，源于蒙古語中的水井。蒙語“水井”的發(fā)音與“胡同”相近。早期，先民們的生活用水，主要取自水井，故而“水井”就成了他們在所難免的生活用詞，久而久之便演變成了街道的名稱，即“胡同”。

胡同的正式出現(xiàn)可以追溯到元朝。元大都以胡同為基本單位，形成了棋盤式的城市布局，胡同自然就成了城市主要街道之間的連接通道。它既是城市居民生產(chǎn)活動的中心，也是城市交通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舉目全國，除江浙滬外，胡同的叫法比較普遍。但尤以北京比較典型，或者說比較經(jīng)典。北京的胡同別具一格，不同凡響。它不僅僅是一種獨具特色的建筑形式，更是一種歷史文化的積淀和象征。底蘊深厚，源遠流長，分布密集，數(shù)量眾多。據(jù)說建國初期，北京的胡同多達2500多條。而今，歷經(jīng)七十多年“破舊立新”的城建改造，北京的胡同依然還有900多條。其名字也頗具地方文化特色，諸如帽兒胡同、羅兒胡同、菊兒胡同；金魚胡同、胭脂胡同、門框胡同；煙袋斜街、國子監(jiān)街、琉璃廠街；東交民巷、西交民巷、南鑼鼓巷。等等等等。文化淵源堪稱深邃，每一個名字的背后都是一段歷史故事。這其中，尤以史家胡同博大精深、舉足輕重。

地鐵一號線東單站下，東北口出，沿東單北大街上行約一公里至西四南大街，有一條東西走向的小胡同，這便是史家胡同。胡同不大，寬約7米，長約700余米。卻是一條見證百年中國歷史變遷的精神圖譜和文化圖騰。

史家胡同何以得名，已無從考證。但普遍傳說與明代抗清名將史可法有關。此說法的依據(jù)是史家胡同59號院建有史可法祠堂，且是他的對手并且打敗他的清軍將領、努爾哈赤的第十五子、豫親王多鐸所建。為手下敗將興建祠堂，可見敗將之舉足輕重，亦可見多鐸之絕頂聰明。明代對胡同的管理有嚴格的規(guī)定：“凡房屋侵占街巷者，悉行拆毀”。故而，史家胡同的建筑建制十分的規(guī)整，以至于到烽火硝煙600多年后的今天，史家胡同現(xiàn)存于世的四合院仍有80余座。其中，完完整整片瓦不缺的約有30余座。一眼望去，相當?shù)臍馀伞?/span>

靜臥在都市龍脈之旁，史家胡同，這個被滄桑歲月浸潤的名字，雖然承載著元大都的古老基因，但在600多年光陰流轉(zhuǎn)中，卻演變成了中國近現(xiàn)代精英文化的活態(tài)博物館。從晚清軍機大臣（焦佑瀛，史家胡同55號院）的朱門繡戶，到民國文人的思想沙龍；從新中國外交官的搖籃（章含之、喬冠華，史家胡同51號院），到胡同博物館的誕生。每一塊斑駁的磚瓦都在講述著中國權貴階層和知識分子的精神遷徙史——

從明代起，史家胡同的肌理里流淌著的就是位極人臣的血脈。但兵部尚書史可法家門口（史家胡同53號院）的石獅子，并未能鎮(zhèn)守住大明朝的門庭。1644年，隨著清軍踏進三海關的腳步，史家胡同迎了來第一次基因突變。鑲白旗的入駐，帶來了滿漢文明的深度交融。軍機大臣福康安的宅邸（東四二條21號）成為清帝國權力中樞的神經(jīng)主干。乾坤扭轉(zhuǎn)，天地易主；

1905年，當延續(xù)了1300年的科舉制度轟然倒塌時，史家小學的前身、近代中國第一所女子學校（史家胡同59號院）在此萌芽。傳統(tǒng)士大夫的經(jīng)史子集，不得不讓位于現(xiàn)代教育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所謂“德先生”，即“Democracy”，意為“民主” ；所謂“賽先生”，即“Science”，意為“科學”。陳獨秀于1915年在《新青年》雜志中第一次公開地提出了“民主”和“科學”的口號。從此，民主與科學走進了國人的思維，從而撼動了封建思想和文化的統(tǒng)治地位。此乃是第二次基因突變；

民國初年，史家胡同完成了第三次基因突變，實現(xiàn)華麗轉(zhuǎn)身。凌叔華的"小姐書房"成了帝都名流的文化沙龍，每周都有泰戈爾和齊白石的智慧在此碰撞；徐志摩的新詩與陳寅恪史論的靈感在此交響；胡適的考證派與周作人小品文的微妙平衡在此實現(xiàn)。史家胡同24號院見證了中國知識分子從傳統(tǒng)士紳向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嬗變。凌淑華，民國才女，留世作品有《花之詩》《酒后》《小孩》《凌淑華選集》等。其父凌福彭為光緒十九年進士，與康有為同榜。24號院原本是凌福彭的府邸，六進大院。凌淑華大婚時，其父將后兩進院作為嫁妝送給了凌淑華。現(xiàn)為《史家胡同博物館》，由老舍之子舒乙創(chuàng)辦。在這里，你可以觸摸到史家胡同的歷史心律，傾聽到史家胡同的歷史心聲；

走進現(xiàn)代，史家胡同并沒有落寞，反倒是風起云涌，引得無數(shù)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趨鶩：史家胡同47號院，曾是國民黨高級將領、抗日名將傅作義的舊居。正是在這里，傅作義響應中國共產(chǎn)黨提出的“停止內(nèi)戰(zhàn)，和平統(tǒng)一”的主張，于1949年1月毅然率部起義，和平解放了北平，為完整地保留文化古都作出了重大貢獻?，后任新中國第一任水利部長；史家胡同17號院，曾是作家臧克家的舊居。臧克家在此先后創(chuàng)作了《烙印》《運河》《罪惡的黑手》《自己的寫照》等多部作品，其中《寶貝》《有的人》等作品在國內(nèi)外引起強烈反響，并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史家胡同33號院，曾是著名外交家王炳南的舊居。期間，王炳南在此運籌帷幄，作為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參與了長達九年的中美會談；史家胡同8號院，先后有經(jīng)濟學家于光遠、編輯出版家王子野在此捉刀潤筆。此外，原中央文史館館長（原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xié)常委）章士釗；開國中將、外交官彭明治；原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抗日名將）范漢杰；原國民革命軍陸軍上將（后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任林業(yè)部長）劉文輝等，都曾在史家胡同雪泥鴻爪、雁過留聲。無疑，他們都是百年中國的風云人物，舉手投足間既可呼風喚雨、左右一方。從而，在百年中國發(fā)展史上有其蕩氣回腸的一筆，自然也是史家胡同發(fā)展史中的濃墨重彩；

建國初期，史家胡同也經(jīng)歷了生死存亡的磨難。當推土機的轟鳴聲響起時，吳良鏞先生的"有機更新"理論；梁思成林徽因的“固執(zhí)己見”，成了史家胡同的保護傘。死里逃生，史家胡同幸免遇難。2013年落成的史家胡同博物館，頗具象征寓意：德國設計師用光伏玻璃重構(gòu)傳統(tǒng)瓦檐；數(shù)字屏幕在四合院墻上投射出了老北京的生活景象。這種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對話，恰是對史家胡同命運的隱喻；

在現(xiàn)代化社會的進程中，史家胡同也迎來了新的文化重構(gòu)。章士釗寓所（史家胡同51號院）變成了民主人士的議事廳；黃敬的居所（史家胡同8號院）見證了新中國工業(yè)體系的藍圖。當北京人藝的演員們在史家胡同20號院排演《茶館》時，他們塑造的不僅僅是舞臺角色，更是胡同本身所承載的集體記憶。舒乙先生創(chuàng)辦胡同博物館時，所收集的也不僅僅是老物件，而是在搶救一部立體的城市發(fā)展史。

今天的史家胡同依然延續(xù)著傳承歷史文化的使命。史家小學的孩子們在百年前女子學堂的舊址上學習編程；馬路上冰糖葫蘆的吆喝聲與咖啡屋咖啡機的研磨聲，和諧共鳴，悠揚頓挫。這種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攜手并肩，正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生命力的最好的詮釋。

暮色降臨，華燈初上，奔波了一天的人們都已偃旗息鼓、安枕而臥。而史家胡同卻依然在默默地忙碌著：盤點著昨天，記錄著今天，書寫著明天。這里沒有凝固成標本的歷史，都是活著的文化基因。每個時代都在其肌體上留下了新的文化涂層。從科舉士子到留洋學者，從革命先驅(qū)者到文化守夜人，不同時代的探索者在此留下的腳印，編織成了中華文化的圖騰。史家胡同的存在，正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微觀見證。

一條小胡同，半部中國史。言之鑿鑿，史家胡同。